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向WTO呈交重要建议

2017-03-14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日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举行会议审查了联合国秘书处药品获取高级别小组的核心建议,其中包括推动某些建议实施的战略。

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理事会会议间歇,几个发展中国家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别小组以及南方中心开会讨论了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包括高级别小组提交给WTO成员国的建议。

发言人强调并介绍了某些他们认为与WTO最相关的建议,即价格透明的重要性、国际贸易灵活性规则的使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保护措施以及强制许可。

孟加拉国对报告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但它表示最不发达国家实施这些建议需要帮助。

高级别小组的报告是TRIPS理事会讨论的议项,有望在未来的会议中继续讨论。3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也讨论了这份报告。

瑞士联邦前总统兼高级别小组主席露特.德莱富斯(Ruth Dreifuss)说,过去10年中,药品获取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尤其是价格高得离谱的非传染性疾病药品。

她说诊断方法与医疗装置虽不如药品受关注,但也存在价格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严重影响了它们的价格。例如,一些药品的专利已过期,但定价依然很高,原因是它们与医疗装置一起配合使用。

德莱富斯着重强调了高级别小组报告最后一章的内容,这一章谈到了关于管理方式、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建议。她说,国家和药企开展合理价格谈判非常必要。就采购而言,确保公众不重复付费是很重要的。

历史观点:歧义条款成为TRIPS灵活性规则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主席、巴西外交部前部长兼高级别小组成员塞尔索.阿莫林(Celso Amorim)说,得到一致通过的高级别小组报告已呈交联合国秘书长并得到了秘书长的支持。

他强调了报告中关于TRIPS灵活性以及所谓的“TRIPS-plus”条款的建议的重要性。TRIPS要求各国对知识产权采用最低保护标准。TRIPS-plus条款(尤其是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条款)超出了1994年TRIPS的要求。

他说,巴西极不情愿接受TRIPS,因为TRIPS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施加了诸多限制,尤其是医药领域。

但是,他表示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改变了这一状况。各国对药品的需求推动它们使用TRIPS灵活性措施(这些措施在阿莫林看来是歧义条款)。巴西因其专利法被美国公司诉至法庭,但最后美国公司放弃了诉讼。

他提到新通过的TRIPS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不具备或医药制造能力不足的WTO成员进口获得强制许可的第三方国家的制药商生产的药品,即“第6段”机制(《TRIPS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第6段)。

阿莫林强调了高级别小组报告关于TRIPS灵活性和TRIPS-Plus条款的建议的重要性。该条建议呼吁WTO成员勿采取限制它们实施和使用这些条款获取卫生技术的措施。

该条建议还呼吁政府勿采取任何损害WTO成员使用TRIPS灵活性措施权利的手段或策略。

他说:“若某些国家施加不正当的政治压力,应在贸易政策审查期间汇报给WTO秘书处。WTO成员必须向WTO投诉某些国家施加不正当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情况并对这些违反规定的成员采取惩治性措施。”

TRIPS修订案的实施:非TRIPS-Plus协定

巴西驻WTO大使埃万德罗.迪多奈特(Evandro Didonet)说,巴西仍然相信知识产权、公共卫生和药品获取并不互相排斥。TRIPS规定,知识产权的实施应造福于社会,TRIPS灵活性创造了政策空间。TRIPS灵活性应以综合考虑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为目的。

他提到两项建议,第一个是采用新的TRIPS修正案。该修正案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更巩固的法律框架。

迪多奈特说,为了确保修正案得到有效实施,“我们现在有事可做了。”

他表示巴西建议WTO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起草将修正案纳入国内法律体系的法律措施,WTO还应加强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工作。

迪多奈特说,第二个建议是签署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的政府应确保这些协定不包含干扰其履行健康权义务的条款。他补充说,巴西在此类自由贸易谈判中有自己的底线,即禁止在协定中纳入对公共卫生政策有害的TRIPS-plus措施。“我们的立场不多,但这是其中一个。”

最不发达国家对高级别小组意见的看法

孟加拉国大使哈梅埃姆.阿桑(M. ShameemAhsan)说,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排在健康权之前。就药品获取而言,最不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打击。

他说,报告指出,公私合作与产品开发合作可集合私营、慈善和公共领域的资源和优势,可以此创造和开发重要的卫生技术。

在最不发达国家,私营和公共领域没法开展这样的协作和投资。为了实施报告的建议,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发达国家和其他私营企业积极提供支持和技术转让。

阿桑呼吁最不发达国家按照报告的建议充分使用TRIPS的灵活性,他敦促最不发达国家采用并实施有助于快速、合理颁发强制许可的立法。

他说,采纳TRIPS修正案可促进具备生产能力的国家向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国家出口生物医药产品。但是,他警告称,这需要药品生产商、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大发善心”才能促进药品的生产和运输。

最不发达国家还支持高级别小组提出的最不发达国家政府应在缔结相关协定前评估其公共卫生影响的建议。

阿桑还强调,公共资助机构应要求,获得资助的研究的知识成果免费对同一领域的科技刊物开放,接受公共资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应采用有助于生物医药研究的策略,因为这些生物医药研究坚持的公共卫生目标比专利和许可实践(如非独占许可、加入公共领域专利池以及捐赠知识产权)追求的经济回报更重要。

但是,他说:“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公共资金并不多,我建议不让最不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产生的专利进入公共领域,最不发达国家或其相关实体应享有普通专利权带来的自然商业利益和独占数据。”

阿桑还支持高级别小组提出的缔结一份具有约束力的让研发成本与最终价格脱钩的研发公约。他说:“我们很乐意参与任何为筹备生物医药研发行为准则而成立工作组的谈判。”他呼吁发达国家提供帮助以鼓励并奖励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公共研发。

他说,阻碍最不发达国家获取药品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成本,尤其是专利药品的成本。他呼吁制造商和分销商公开研发成本以及产品的生产、推销和分销信息,还有临床试验数据。

强制许可和竞争法

南方中心特别顾问、贸易与知识产权专家兼高级别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卡洛斯.科里亚(Carlos Correa)谈到了可授予专利标准问题。他说,报告强烈建议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标准。

药企经常提交毫无真正创新或只有微小进步的专利申请,如果可授予专利的标准较低,价格竞争就会减少,采购和创新都将受到影响。

报告呼吁世界卫生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支持政府采用有利于公共卫生的可授予专利标准,这些组织应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提高专利审查员的能力,考虑公共卫生的需求。

科里亚还强调强制许可的重要性。他说有必要消除仅在突发卫生事件时才能使用强制许可的错误认识。他说,强制许可是一个重要的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工具,强制许可有助于降低药品价格并促进药品获取。

科里亚还强调竞争法在药品获取方面的重要性。竞争法不仅是为了保护竞争者,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编译自wat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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